国家统计局每次公布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数据都会引起人们的质疑，按照既定的统计口径，数据的准确性我们不必怀疑，但是一个时期以来，薪酬出现的乱象恐怕叫人难以否认。

面对人们对“简单的平均统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置疑，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曾经指出：社会保险金征收、基本养老金和退休费发放、最低工资标准、人身损害司法赔偿等，都与平均工资数据相关。如此说来，平均工资的公布数字越是“虚高”，对老百姓越有好处，我们应该喜欢它才对。然而考虑到只有在退出“一线”，甚至遭遇不测之后才能得到其恩施的哀荣，这又不能不叫人感到愤恨。对平均工资数据的爱与恨并存，是为薪酬乱象之一。

薪酬乱象之二，以平均工资为名义工资和以天价年薪为名义工资，两种现象并存。按照国家统计局这位负责人的解释，平均工资当属名义工资，高于大多数人的具体工资。但是在此前，有一家国企公开声明，董事长的天价年薪才是其名义工资。即使果真如此，为什么大家要相互忽悠，不能在工资单上明明白白写出来呢？

薪酬乱象之三，“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价值导向与限薪法令并存。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部、国资委对国企高管的最高年薪规定了上限，发出“限薪令”；《劳动法》对最低收入也有明确地规定。而在老板那里则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甚至要求“取消最低工资标准”。

薪酬乱象之四，天价年薪与零薪酬并存。继高管领天价高薪的震撼信息被轮番炒作之后，随之而来的近百家上市公司董事长“零薪酬”的消息又以年报等各种形式披露。

薪酬乱象之五，增加财产性收入与提高劳动所得的两种政策导向并存。从理论上讲，两者都可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但是在实际上，在同一企业内部，两者的比例只能是此消彼长的。对一部份人来说，在没有话语权的情况下，两头都是在遭遇“画饼充饥”。

薪酬乱象之六，体制内坐享其成与体制外劳而无获并存。这里的体制指得是财政保障体制。只要在体制内，就可以旱涝保收；即使被精简下来，也可以得到安抚，坐享其成；而体制外的人，如个体工商户、养殖户，在自食其力中如果经营失利，就会劳而无获。

薪酬乱象之七，隐形收入与“裸捐”并存。“裸捐”是一种美德，富豪可以将所有的收入捐献给慈善事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相当一部份高管交叉兼职，巨额收入来源不明。

薪酬乱象之八，自愿晒工资与“阳光法案”难以进入立法程序的现象并存。此次国家统计局的平均工资数据公布后，不少网友自愿在网上晒工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规制官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迟迟难以进入立法程序。

薪酬乱象的出现也许并不可怕，甚至是社会获取效益必须承担的后果。但是当平均工资数据不能不公布，而它又不能起到暖心的作用时，对扩大内需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就不容忽视。处于社会实践一线的骨干们与身边的人群比起来，原本认为自己的薪酬不算低；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辛苦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薪酬竟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挫折感、失落感的产生不可避免。根据“二八律”，20 %的人的占据着薪酬份额的80 %，平均工资项下的这种现象反映的收入差距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时，那就非常可怕了。按照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3.4％的数据，具体工资应当与名义工资同步增长才对；而人们普遍感到工资下降则表明，收入差距在以大于13.4％的速率“同比增长”。

应当承认，薪酬乱象如果作为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和改革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是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历经三十余年，自身也暴露出一定的弊端。那么，当三十年前需要破除的东西与三十年后需要校正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时，“斩不断，理还乱”，就令人十分担忧。正是理念的混乱，使得人们在薪酬乱象面前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间在没有得到一次彻底清理的情况下，社会价值导向同时向东又向西，只能加剧混乱。从宏观形势看，我国经济建设的价值指向已从“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而保增长的诉求又使得前者大行其道，这可能正是薪酬乱象得以继续存在甚至得到放任的深层次原因。

乱然后治，是历史的辩证法，薪酬领域也难以例外，只不过有主动和被动的不同。被动不如主动，主动实施薪酬乱象之治，似乎可以从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尽快颁布阳光法案开始。这当然需要一定的魄力，不必用假象掩盖薪酬乱象，敢于将真相暴露出来。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课题已被提出二十余年，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实验，完全可以正式立法，不必“准备、准备、再准备，研究、研究、再研究，条件、条件、再条件”了。当然，阳光法案的出台是一回事，出台之后可能出现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确立正当性规则。正当性规则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公平公正的统一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精神与当代规则意识的有机结合。薪酬分配形式可以多样化，如果通过公平公正的统一尺度衡量被证明是正当的，人们自然不会再把它视为一种乱象，从而就有助于在价值观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重新树立起公众的信心。